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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行政法学研究》2014年第2期。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其成员（委员）简称政治局常委，是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

[7]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同志更是直接指出：人民法院组织法和刑事诉讼法都规定是人民法院独立审判，这个审判权是宪法赋予人民法院的，不是给审判员的……认为合议庭和审判员可以独立审判，庭长、院长不能过问，这与我国法律规定的人民法院独立审判原则是相违背的。审判委员会成员并未参与案件的审理过程，只是凭阅卷和庭审法官的汇报而下结论，刑事诉讼要求审判公开、直接原则、言词原则等原则无处贯彻。[9]法学界已经发表著作的观点几乎一边倒的提出重新定位改革审判委员会、甚至取消审判委员会。[24]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2013年1月初的政法工作会议上曾对中央政法委的官员表示，领导们就不要对具体个案做出批示了，让各个司法机关放手去做就行了。加强人大监督，亟需程序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对于相关法律、法规在实质上修改宪法的条文，必须以宪法规范为依据来修改相关法律规范的规定，消除两者之间的抵牾。对于如何限定基本权利的防御范围，德国公法学界存在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分别为归责限定说、主观要件说和规范目的说，其中规范目的说在宪法上最具合理性。

进入专题： 事实损害 行政法律行为 基本权利 法律保留 。交通规则的变更可能会损害出租司机的职业自由。可见，认可基本权利防御事实损害必然要求对基本权利的防御范围进行限定。第三，除了行为与后果关联的紧密程度、威胁或损害的强度这两类实际层面的审查标准，规范目的说的核心内涵是从法律规范的角度评判行政行为与损害后果的关联性。

与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相比，行政机关侵害公民基本权利的现象更为普遍，特别是行政法律行为对基本权利的侵害方式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例如：高校违法拒绝给毕业生颁发毕业证书导致其无法及时就业，我国法院并未认可该毕业生的赔偿请求权，理由是由此引发的利益损失属于不具备必然性的不确定利益。

[12] 然而不难看出，风险提高说事实上并未对基本权利的防御范围做出任何限定，只要行政行为增加了损害后果产生的可能，则构成对基本权利的损害。对基本权利的损害可能具备宪法正当性，也可能不具备宪法正当性，不具备宪法正当性的损害构成对基本权利的侵害（Verletzung），进而违反宪法。Vgl. Hans-Ullrich Gallwas, Faktische Beeintraechtigungen im Bereich der Grundrechte, Berlin 1970, S. 10. [18] Hans-Ullrich Gallwas, Faktische Beeintraechtigungen im Bereich der Grundrechte, Berlin 1970, S. 95f. [19] Ulrich Ramsauer, Die faktischen Beeintraechtigungen des Eigentums, Berlin 1980, S. 104. [20] 在事实损害的问题上，为了减轻立法者的负担，不少学者建议在法律形式、规定强度等方面应适当降低对法律保留原则的要求。除了行政法律行为本身所针对的基本权利，该行为还导致行政相对人的其他基本权利间接遭受损害，这类损害产生于行为目的之外的后果。

[1] 在满足法律保留原则的前提下，需要进一步审查法律本身的正当性，特别要审查这一授权性法律是否符合比例原则。  注释: [1] BVerfGE 61, 260 (275); 88, 103 (116)。[15] 然而，根据主观要件限制基本权利的防御范围并不存在宪法规范上的依据。但这一模式却无法简单复制到事实损害当中。

[7] Vgl. Hans-Ullrich Gallwas, Faktische Beeintraechtigungen im Bereich der Grundrechte, Berlin 1970, S. 10ff. [8] BVerfGE 18, 112. [9]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需要针对行政行为进行个案分析，从而判断出对基本权利的损害是否为事实损害，如果构成事实损害，又应被认定为后果效力的事实损害还是附带效力的事实损害。但应以何种标准限定？针对这一问题，笔者总结了德国公法学界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分别将其称为归责限定说、主观要件说和规范目的说。

[20] 与事实损害大量增加的现象不无关联的一个转变是，立法者当前越来越多的制定后果导向的规范，这类规范不再以当满足特定前提条件时，出现某一法律后果这一模式约束行政机关，而仅明确立法所要实现的目标和效果，具体采取哪些措施达成目标完全交给行政机关来决定。在这类规范中，行政主体的决策空间扩大必然意味着责任增加，行政主体所选择的手段一旦引发了法律规定以外的后果，则违背法律保留原则。

2. 除了已经实际获得的利益，只有损害了必然会获得的利益才可能导致赔偿，[25] 在此不得贯彻风险提高说的思想，否则可能导致受害人因损害行为而受益。反之，行政行为造成损害的后果越具备直接性，越不可能是一般生活风险。某人被已经废除死刑国家的政府引渡回尚未废除死刑的祖国后被判死刑。授予建设许可可能会导致周边的房产贬值，比如遮挡周边房屋的视野或阳光、破坏房屋的私密性、增加噪音等。但在今天，我国宪法学界已普遍认同对基本权利的限制需要遵循法律保留原则。公权力行为是否被基本权利条款所防御应取决于损害的效果，而非形式。

福斯特霍夫（Forsthoff）与弗里奥夫的观点有些相似，认为构成损害的前提是行政主体至少应具备直接故意。为了平衡立法和行政的负担，通常认为法律授权某一行为则意味着同时授权该行为所引发的全部后果，但当出现法律授权目的之外的非典型后果时，则需要例外对待

税收法定主义一方面为保障国家财政收入提供法律依据，另一方面则是对征税权的限制和对公民财产权的保障，因此，税收法定主义是对征税者和纳税人关系的准确表述和明确界定。[28] 参见李刚：《税法公平价值论》，载《财税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01页。

保护公民财产权等宪法权利是一切国家权力的目的，包括征税权在内的任何公权力都不得侵犯宪法所保护的公民权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作为世界性宪法价值目标主要集中在人权理念的张扬和人权保护机制的建立，以及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方面。

[29] 毕金平、刘军：《论我国宪法中税收条款之构建》，载《安徽大学法律评论》2008年第2辑，第43页。税收法定主义与法治的宗旨是一脉相承的。在宪法文本上确立税收法定主义的宪法渊源，并选择合理的税收法定主义模式，是构建税收法定主义必不可少的宪法要件。[29]因此可以说，法治是与税收法定主义相伴而生的。

尽管如此，各国税收法定主义仍然存在一些共通之处。[17] 参见台湾司法院秘书处编：《西德联邦宪法法院裁判选辑》（二），台湾司法院1990年版，第94—95页。

[14] 陶庆：《宪法财产权与纳税人权利保障的宪政维度》，载《求实学刊》2007年第9期。税收法定主义在税收权力方面体现的宪法秩序表现为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

未经人民自己或其代表同意，绝不该对人民的财产课税。纵观世界各国，任何实行税收法定主义的国家，都必须首先在宪法文本中确立税收法定主义的宪法渊源，并选择合理的税收法定主义模式，这是构建税收法定主义必不可少的宪法要件。

摘要:  从宪法视域来看，税收法定主义具有特殊的规范意涵，它是宪法价值在财税法中的具体体现，其根本目的在于保障纳税人权利，既是宪法基本权保障的重要体现，也是实现税收秩序的宪法圭臬。[22]税收法定主义的宪法民主表现为人民在国家税收权中的主体地位，即作为税收依据的法律由人民制定，税收法律规则由民主表决通过，课税种类、税率等内容都是人民愿望和要求的反映。这可以从基本权理念在人文史上的发展，以及历史上将各基本权利纳入各国的宪法内的过程看得出来。税收法定主义作为税法领域的帝王条款，尽管是税法领域的一条最高指导性原则，但相对于宪法原则而言，它只是将抽象的宪法原则具体化的规则。

财税法在执行国家财政制度的同时也调整着国家与公民之间的财产关系，在此过程中，财税法就成为实现宪法关于规范国家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这一宪法价值理念的工具和手段，税收法定主义所包括的课税要素法定和课税要素明确等内容隐含着宪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因为宪法的价值就是规范和限制国家权力, 保障公民权利。三、构建税收法定主义的宪法要件 从发生学角度而言，被视为税法领域最高原则的税收法定主义，并非直接源自税法，而是滥觞于作为高级法的宪法。

刘国，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治中法的明确性原则形成的是税收要素明确。

[23]人民（纳税人）在税收权中的地位充分体现了税收法定主义的民主本性。税收问题涉及到国家税收权力和国民财产权，税收不仅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对公民个人、企业组织等各种主体的利益具有重要影响。